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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文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先生来我院讲座
发布时间: 2007-10-31  


  2007年10月23日晚上19:00,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论家、思想史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先生在史忠义教授的陪同下,应邀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术报告厅,与文学院及外文学院的师生们展开了一场以“当代法国文论的基本走向”为主题的讨论式讲座。讲座由文学院曹卫东教授主持,钱翰老师担任翻译。

  托多洛夫先生出生于保加利亚,但很早就开始在法国定居,现任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托多洛夫早年进行结构主义文论的研究,翻译了《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选》;随年岁渐增,他对文学的关注点逐渐从形式的层面转向了其它内容,并开始以西班牙征服美洲所留下的各种文献着手“文化碰撞”的研究,著有《对美洲的征服》;在大量阅读法国著名思想家的作品之后,他将文化相遇的问题与整体人类的问题结合起来思考,成果结集为《我们和他人》。另外,托多洛夫还关注道德生活的问题,以德国集中营生活为材料,研究在极端境遇之下人类的行为方式,著有《面对极端》一书。

  “当代法国文论的基本走向”这一讲座主要以问答的形式展开,在场的相关专业同学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对托多洛夫先生进行提问。托多洛夫先生就结构主义叙事学、法国著名思想家如本雅明·贡斯当、布朗肖等人的思想、自己的各种论著中涉及的各种思想以及自身的研究转向等各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结构主义文论家,“叙事学”的创始人,托多洛夫先生谈论了他对叙事学本身的作用以及叙事学的前途的看法。他本人从事叙事学研究,是有历史语境的:在当时的保加利亚,只有从事形式主义的具体研究工作,才可以避免成为官方简单意识形态的宣传者,因此他首先将研究的视线投向了这一方面。但他认为叙事学不过是一种指导人们阐释文本的理论,只是帮助读者理解作者意图的一种手段,而并非阅读目的本身。关于人类状况以及人本身的问题才是驱使读者们阅读经典小说的原动力,而对于隐喻修辞手段的分析,是文学相关专业学生的任务。

  托多洛夫先生认为自己的研究从结构主义转向思想史,是由于内心自然而然的需求,而非刻意的转向。对于人文主义、民主等概念的关注,以及对极端状态下人类行为方式的研究,都是自然而然开始的研究。在谈及自己的思想史研究时,托多洛夫先生就被问及的本雅明·贡斯当的思想谈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上贡斯当与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承继之处;在宗教态度上,从事宗教人类学研究的贡斯当新颖的中立态度。他还介绍了贡斯当的两个重要观点:1、职业宗教群体作为个人与神之间的中介是多余的,往往导致许多问题;2、宗教与国家互不干预,前者涉及个人问题,而后者处理公共问题,因而应当将二者分开考虑。在谈及自己对“人文主义”这一宽泛概念的界定时,托多洛夫给出了“人文主义”的三大原则:1、自律,对人民而言即民主;2、人类行为的最终目标是人类幸福;3、反不平等的普遍性原则。

  被问及自己在《文学在危险中》一书中所总结的当代法国文学的三大危机(即虚无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形式主义)是否是浪漫主义、唯心主义传统的延伸这一问题时,托多洛夫先生具体地剖析了这一现象,指出要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忽略二战时的法国历史:二战中迅速战败的法国人未能真正从负罪感中解脱,却因戴高乐等急于将法国塑造成英雄形象的行为而走向虚无主义,认为事先决定价值的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并简要谈了法国人自恋主义的传统与战后反思时回到自我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另外,托多洛夫先生还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与体会与在场同学交流了对文学作品的客观性的看法,并谈及个人对于对话主义、善与恶等道德问题的看法。还应在场同学的要求,简要谈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印象。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现场讨论热烈,大家时而为托多洛夫先生幽默的比喻捧腹大笑,时而为他分享自身经历、剖析法国危机的诚恳态度所打动,并在对托多洛夫中国之行的其他讲座与报告的期待之中,结束了当晚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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